核心提示：在經濟下行壓力之下，短短一個月內，湖南、貴州、天津等省市已發布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或措施。據不完全統計，涉及金額已超十萬億元，其中廣東、天津、山西、重慶、福建、貴州的投資計劃均超萬億。為此，眾多經濟學者表示，新一輪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潮已經來臨。

      8月27日，長安福特馬自達汽車三工廠在重慶北部新區奠基。翌日，這個消息登上了當地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位置，并配發大幅照片：國務院副總理、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和美國福特汽車總裁艾倫-穆拉利微笑著握手。

      重慶市長黃奇帆也出席了奠基儀式。這個投資6億美元的項目，讓重慶成為了福特除美國本部以外的最大生產基地；更重要的是，“它對重慶汽車工業具有重大意義”。

      此前一個星期，8月20日，重慶市召開推進新型工業化大會，發布工業領域主要產業三年振興規劃：在“十二五”期間，全市工業將累計投入1.5萬億元，建成7大千億級產業集群和30個百億級產業集群，工業總產值突破3萬億元。

      其中，汽車產業是支柱產業之一，累計投入2000億元，實現工業總產值5000億元，力爭到2015年將重慶打造成為中國最大的汽車工業制造基地。長安福特馬自達三工廠是生力軍。黃奇帆稱，該工廠2014年投產，2015年后將形成1200億—1500億元的年產值，年稅收150億—180億元。

      事實上，重慶當地政府是將在工業上的重磅投資規劃，作為經濟刺激計劃推出的，指向經濟“穩增長”。而福特項目被黃奇帆認為正是當前重慶“穩增長”的重要動力。

      無獨有偶。在經濟下行壓力之下，短短一個月內，湖南、貴州、天津等省市已發布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或措施。據不完全統計，涉及金額已超十萬億元，其中廣東、天津、山西、重慶、福建、貴州的投資計劃均超萬億。

      為此，眾多經濟學者表示，新一輪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投資潮已經來臨。

      而新一輪投資潮能否力挽狂瀾？圍繞投資拉動利與弊的口水戰已展開。一些研究者堅信，投資拉動仍然是未來20年中國經濟的支柱，這些地方刺激計劃將有助于經濟實現反彈。反對者則認為，地方政府在“穩增長”的煙霧彈下，再次拿出的龐大投資計劃，可能變成“定時炸彈”。

      地方刺激計劃

      8月20日，重慶市發布工業領域主要產業三年振興規劃的同一天，廣東全省實施廣東海洋經濟綜合試驗區發展規劃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當日，廣東省提出177個重點建設項目，總投資過萬億元。

      8月22日，浙江省發改委官員表示，為完成浙江今年主要經濟指標，促進有效投資將是該省下半年工作重點，而海洋經濟將成為投資重點之一。這位官員透露，浙江省已編制了海洋經濟發展建設重點項目規劃，涵蓋490個重點項目、總投資超過1.2萬億元。其中，“十二五”期間投資將達8000億。

      8月22日，天津市初步確定今后4年將投入1.5萬億元重點建設10條產業鏈，進一步壯大該市產業規模、調整產品結構、促進產業聚集。這10條產業鏈規模將從現在的1.2萬億元擴大到2016年的4萬億元，具體包括規模達萬億元的石油化工產業鏈和重型裝備產業鏈以及汽車產業鏈、物聯網云計算產業鏈等。

      貴州省也不甘落后。該省日前推出《貴州生態文化旅游產業發展規劃》，將在未來10年完成投資3萬億元。按10年投資預期，政府每年為此規劃需投入1000億元，主要用于交通、醫院等基礎設施建設。

      實際上，7月以來，各地在中央“穩增長”的宏觀經濟定調后，紛紛宣布了促進投資和增長的計劃。

      寧波在7月16日打響第一槍。當日，該市下發《市政府關于推進工業經濟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的若干意見》，26條新政內容涉及清費減稅、擴大投資、調整結構、科技創新、要素保障、營造氛圍等六個方面。

      7月23日，南京出臺一系列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的政策，涵蓋投資拉動、房地產消費、汽車消費等10個方面。7月26日，長沙對外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項目195個，總投資額達8292億元，以期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激活潛在市場需求。

      8月14日，黑龍江省發布《關于促進全省工業經濟穩定增長的若干政策措施》，出臺17條措施，鼓勵企業增加生產、幫助企業開拓市場、緩解企業資金壓力、減輕企業負擔。

      據時代周報不完全統計，7月以來，至少有13個省市發布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或穩增長措施，涉及金額超億。

      學者馬光遠認為，在“穩增長”的大背景下，各地的投資沖動并非個案，已是很多地方“集體行動的邏輯”。

      其實，早在中央提出將“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前，一些地方已經希望中央政府打開閘門。但一些觀察家認為，上一輪經濟刺激計劃令銀行業飽受信貸風險威脅，并且耗盡了地方政府對大型項目提供資金支持的能力，因此，中央至今未推出2008年那樣的大規模投資計劃。

      地方財政緊繃

      中國經濟連續6個季度的下滑，并在今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長三年來第一次破“八”。7月份全國各地發布的上半年GDP數據也顯示，所有省市的GDP增速與上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今年以來，全國出口下降很快，尤其7月份出口增幅只有1%；而國內消費短時間內不可能有突破性增長。

     “各省市目前已進入發展低谷期，出口、內需已顯疲態，穩投資就成了穩增長的全部寄托。”重慶市社科院資深研究員田豐倫認為，近期各地方政府陸續出臺地方版經濟刺激計劃就是基于這個邏輯。當然，投資是個快變量，的確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今年上半年浙江經濟增速跌至7.4%，落后于全國平均增速；同時，作為僅次于廣東、江蘇的外貿大省，今年上半年其外貿進出口同比僅增長3.5%。

     “如果沒有有效投資的支撐，今年實現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會十分困難。”浙江省發改委副巡視員謝曉波說，浙江省已將有效投資的重點確定為海洋經濟。目前，該省已出臺10個方面29條政策以促進海洋經濟發展。

      廣東省也遭遇了類似困境。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在7月召開的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會上坦言，“經濟下行壓力之大超乎年初預期。”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全部疲軟，“面臨的困難甚至比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時還要大。”

     “今年下半年，廣東將把穩定和擴大投資、扭轉投資下滑勢頭作為穩增長的關鍵環節和重要舉措。”朱小丹表示。

      此外，申銀萬國分析報告指出，“從地方政府換屆后的動作看，在換屆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地方政府有著較強的投資動力，這也增大了地方政府出臺刺激規劃的沖動。”

      然而，就在地方政府“穩投資”的同時，受到了財力緊張的困擾。今年以來，全國財政收入增速持續放緩，再加上土地收入的銳減，各地財政減收漸成趨勢。有媒體測算發現，全國有近四成的省市級地方政府在時間過半的情況下，并未完成一半的財政收入任務。

      在中國最富庶之地，北京、上海、浙江和廣東，上半年財政收入增幅均從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內，北京在1、2月出現同比負增長，比2009年初，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多年以來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形成的財政支出剛性增長，也在今年稅收不景氣的情況下難以為繼。分析人士預計，未來一段時間，不少地方政府可能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財政支出困局。 

      財政壓力懸于眼前，各地方政府要完成規模宏大的投資，資金從何而來？綜觀各地的投資計劃，對這方面的具體細節披露甚少。 

      現實的尷尬是，長沙拋8000億項目大單的背后是，上半年長沙重大項目僅完成56億元；而號稱將投資3萬億元發展旅游文化產業的貴州，2011年財政收入只有1330億元；廣州2000億投資計劃面臨的現實是，上半年僅完成投資277億。

      地方財力與投資計劃差距懸殊，實際投資與投資計劃差距如此不對稱，許多觀察者質疑稱，各地推出的宏大投資計劃很可能是開空頭支票。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建議，政府應通過政策的指引，激活民間投資，實現政府與市場分工基礎上的合作，以緩解穩增長中的財力困境問題。

      投資拉動風險

      經濟學者馬光遠擔心，過去幾年，一些地方上馬的項目“基本還債無望，很可能引發不容樂觀的銀行壞賬”。今年在地方政府自身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只能借助于銀行信貸。這樣，“債務黑洞會越積越大”。

      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則認為，與上一輪中央主導的投資計劃具有統籌安排、系統協調等優勢相比，這次地方版投資計劃很容易出現重復建設、產能過剩、加重金融風險等隱患。

      趙曉從中國經濟循環的內在機制分析投資拉動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是以出口、工業化和城市化三者的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個完整循環鏈條，并且順利帶動了投資增長，消化了產能擴張。近10年來，我國已遭遇3次大規模的產能過剩。第一次是1998年到2001年，第二次是2003年到2006年，兩次產能過剩我們都已成功化解，關鍵在于按照從前的經濟運行邏輯，追加的投資能消化掉前面的過剩產能。

      而從2009年至今的產能過剩，不但解決不了，而且麻煩越來越大，原因在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以上鏈條出現了問題：世界經濟整體下滑導致出口銳減，人力、土地、資源的成本快速上升，迅速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致使企業自主投資動力嚴重不足，產業升級和工業化進程速度明顯減緩。

      由于企業自主投資需求嚴重不足，投資方向就只好轉向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主體也逐漸由企業轉向政府，資金來源只能寄希望于地方政府負債和融資平臺。

      據中國社科院測算，2011年至2013年地方債務將進入償債高峰期，今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償債率將超過20%警戒線，達到26.6%，到2014年才能回落到警戒線。趙曉認為，在化解債務危機遠未見效的情況下，各地再次推出巨量投資計劃，弄不好會成為壓垮地方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世界經濟形勢仍不明朗的情形下，這意味著目前這一輪周期釋放的過剩產能難以被快速消化，中國經濟很長一段時間將處于去庫存、去杠桿化的階段。本輪地方投資計劃就極易讓過剩產能更難以被消化，進一步透支未來幾年的投資需求。

      但問題的關鍵是，當下的“穩增長”，已繞不過“穩投資”。趙曉表示，眼下最為緊要之事，就是關注投資的“質”和注意控制投資的“度”—“不管是中央版，還是地方版，目前的投資必須把握按需投資、量力而行、有利于經濟結構轉型、有利于促進民生四大原則。”

     “穩增長”到底靠什么？趙曉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中國經濟現在好比患了感冒，對付的方法有施展魔法把病趕走、鍛煉身體以增強體質、服用中藥調理，或去醫院打點滴。施展魔法好比出口，愿望好但不太現實；大手筆投資好比打點滴，病痛短期易除，但長期來看可能后患無窮；鍛煉身體好比消費，是長期根本之策但短期難以見效；服用中藥則好比“穩投資”，適度而且有希望。

     “不必擔憂基建過剩” 

      在這次地方政府主導的新一輪投資潮中，基礎設施建設仍占據重要地位，涉及綜合交通體系、城市設施體系、新型城市化布局等。

      在長沙市的投資計劃中，引人注目的是斥資714億元重點建設的黃花機場和軌道交通等基建項目；廣東省推出的重點項目中，交通項目投資額度占了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湖北、新疆、河南等地也紛紛加快交通體系建設。

      然而，以上各地的行為引發了公眾有關基礎設施過剩的擔憂。對此，國家發展改革委投資研究所所長張長春認為，這種擔憂可以理解，但需要看到，當前部分基礎設施利用率不高，是由于經濟回落引發的總需求不足。一旦經濟重回正常增長軌道，可能會不夠用。因此，基建投資還是要堅持適度超前，早建早受益。

      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亦指出，在產能相對過剩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不失為一個好的選擇。“基礎設施適度超前還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基礎設施的建設也是為將來的經濟上升周期作準備。”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對此感觸很深。最近他考察了江蘇建湖縣，今年初到過貴州省的正安縣、桐梓縣。這三個地方的人口都是80萬左右，但經濟發展相距甚遠：貴州正安每年財政收入只有1.4億元，桐梓4億元左右，而江蘇建湖縣則高達40億元。

      為何有如此差距？“綜合交通等基礎設施水平使然。”易憲容說，江蘇建湖是全國重要的石油機械等產品基地，如果貴州兩個縣的基礎設施能達到建湖的水平，它們的經濟發展就會上一個大的臺階。

      易憲容認為，未來中國經濟仍然具有無限增長的潛力。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得對那些自然條件好、適合人居住的經濟落后地區加大政府投資，特別是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這不僅是拉動當前經濟增長的重要一步，也是為未來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奠定基礎。

      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最近也表示，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時刻一定程度上需要“凱恩斯主義”。他認為，要走出全球經濟困境，就應增加投資，尤其是那些能消除瓶頸、增加生產率的投資。他在公開場合贊揚去年11月G20峰會達成的首爾發展共識，因為其中重要的一點即為基礎設施建設。

      林毅夫將類似舉措與“二戰”后美國在歐洲實行的“馬歇爾計劃”相提并論，稱如能設立更多這樣的基金，將可望為全球經濟復蘇奠定更牢固的基礎。他堅信中國經濟在未來長時間內仍會以投資為主，并且可以保持GDP增速8%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