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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談中國經濟:面臨通脹與經濟下行雙重壓力
發布時間:2012-09-18閱讀次數:來源:國建聯信認證中心
核心提示:劉偉說,判斷一個國家的經濟水平有兩個指標,一個是GDP,即經濟的數量和規模;另一個則是經濟的結構和質量,包括就業結構、產業結構等。目前中國市場經濟面臨著雙重風險:既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又面臨經濟下行。他說,“中國宏觀調控的政策將繼續凸顯"穩"字,穩中求進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但在力度上可能會有微調。”
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在持續,在沿海制造業開工不足、物價水平居高不下、地方債務高企等狀況下,中國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是什么?目前的宏觀經濟態勢到底將走向何方?下一步宏觀調控將采取何種方式方法?中國如何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昨日,北京大學副校長、著名經濟學家劉偉來渝做客《北大資源大講堂》,就上述問題給出見解。
現狀: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
劉偉說,判斷一個國家的經濟水平有兩個指標,一個是GDP,即經濟的數量和規模;另一個則是經濟的結構和質量,包括就業結構、產業結構等。
從經濟的數量和規模上,2011年中國GDP超過47億元,占全球10%,居第二位,總量相比改革開放初期增長了20倍以上,15天生產的GDP超過改革開放初一年的GDP。另一方面,2011年我國人均GDP4000~5000美元,相比改革開放初期增長了16倍,但在全球213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122位,居中等。“就經濟總量和規模來看,我們國家的特征是九個字"總量大、人均低、數量快"。”劉偉說,從經濟結構上來看,中國的經濟結構還處在調整中,雖然相比改革開放初期,已經轉移了2億農村勞動力,但農村就業結構還占37%的較大比例;雖然我國已經進入城市化加速階段,工業化也步入中后期的全面提速階段,但目前全國平均的城市化水平只有51.3%,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因此,無論從經濟總量和規模,還是從經濟結構上來看,我國都是一個典型的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劉偉說。
機遇:關鍵在未來15~20年
劉偉介紹說,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進入21世紀中國要分三步走。“2001年至2010年,GDP年平均增長率不低于7.2%。”他說,到2007年GDP的年增長率已經達到10%,提前三年完成第一個十年計劃。接下來的十年,從2010年至2020年,GDP要翻兩番,從2020年至2030年,GDP增長4倍,從而基本實現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場化和國際化。
“只要每年達到6%,到2020年中國將有把握實現全面小康;只要每年年平均率達到5%,到2030年,中國將有望達到高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劉偉說,“未來15~20年,只要能夠把握住機遇,中國一定能成為經濟、軍事、文化、政治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挑戰:面臨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指出,全球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處于中等收入水平,中國就是其中之一。“中等收入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成功穿越,成為現代化國家,如日本、新加坡、韓國;而另一種則是經濟長期停滯、衰退,矛盾加劇,最后演變成全面的危機,如上世紀60年代的拉丁美洲,而最近的則是中東北非危機。”劉偉說。
“對于穿越不過去的這種情況,國際上有種形象的表達,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劉偉說,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有三個影響因素:內需疲軟、成本攀升、市場化落后。在內需疲軟方面,投資和消費的雙不足,導致市場蕭條、企業倒閉、失業增加,他建議政府進行技術創新和收入分配調整,加大教育投資和人力資本的積累。
在成本攀升方面,他說,“提高企業競爭力,很多人都強調降低成本,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后,勞動力、土地、能源和原材料成本都有不同程度上漲,但降低成本的說法卻不能這么簡單地提。”他說,“有些成本是不可逆的,比如勞動力成本,也不應該降低。”在他看來,“必須從降低成本轉向提高核心競爭力。”
“市場化水平落后,導致資源不受市場而是受到權力的支配,從而導致錢權交易和腐敗叢生。”他說,這是許多中等收入水平國家面臨的一大現實問題。
問題:通脹與經濟下行壓力
劉偉介紹說,目前中國市場經濟面臨著雙重風險:既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又面臨經濟下行。“通貨膨脹的壓力是在為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買單。”劉偉說,目前需要推行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行兩只手的組合拳,刺激需求,擴大內需,活躍市場,帶動經濟增長。
另一方面,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下行,風險加大,表現在內需疲軟和外需出口不景氣兩方面。“在內需疲軟方面,更多的表現在創新力不夠,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呈大起大落的急劇波動態勢。”劉偉表示,大企業創新力不夠,小企業有創新,但沒錢,很難獲得機會,這直接導致了市場內需的疲軟。此外,他還表示,市場化水平的不夠直接導致投資需求疲軟和消費需求不夠,從而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如何提高農民的收入,縮小高低收入水平差距,這才是解決消費需求的關鍵。”劉偉說。
調控:“穩中求進”不會變
劉偉說,目前談論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不在于改變方向和力度,而是要努力完善宏觀調控的決策機制,“宏觀調控的政策不能隨意改動,要保證其民主性、法治性、程序性和科學性。”他說,“中國宏觀調控的政策將繼續凸顯"穩"字,穩中求進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但在力度上可能會有微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