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受此影響，全球經濟急速降溫，我國也面臨失速威脅。為了應對這場災難，我國采取了４萬億強投資對策，經濟迅速回升，于２０１０年一季度達到１２．１％的高點。但是，在此后三年中，我國經濟增速持續走低，至今年一季度下滑至７．４％。這里面有什么深層次問題值得探討？除了經濟因素，還有沒有別的因素？問題恐怕沒那么簡單。

■自２０１３年開始，國際國內學者就我國經濟發展前景有過多次激烈爭論。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即使外部環境不好，未來３到５年中國維持８％的經濟增長沒有問題。投資大鱷索羅斯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既來源于外部，國際市場不能持續吸收中國一直增長的出口商品和服務；也源于中國內部，中國必須把經濟增長源泉從出口和投資定位到國內消費。許多主流經濟學家對我國經濟前景表示了擔憂。

■綜合起來看，目前我國經濟面臨諸多挑戰：一是承接制造業傳統的低工資優勢弱化，科技水平提高迫在眉睫；二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到極限，轉變發展方式勢在必行；三是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動力不再，培育新經濟增長點極為緊迫；四是分配不公引起全社會關注，收入分配體制亟待改革；五是人口老齡化逐步加速，國內需求結構將面臨重大調整；六是流動性增長進入弱平衡狀態，外部約束力量越來越大。

■在面臨挑戰的同時，我國也存在五大新經濟機遇和優勢：一是民間資本度過原始積累階段，居民創業創新激情涌現；二是產業信息化快速發展，經濟增長范式重塑是國際性機遇；三是人口快速向城鎮轉移帶來巨大需求，城鎮化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四是大消費階段正在來臨， 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快速成長；五是熟練型人才積累豐富和基礎設施相對完善，在國際分工鏈條重塑中處于相對有利位置。

我國經濟面臨諸多挑戰

經過３０多年快速發展，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已經在世界處于第二位，并于２０１３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在這種情況下，投資和出口這兩架經濟增長的馬車，其增長空間受到諸多挑戰的限制，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回調到中高速增長已是大勢所趨。

一是承接制造業傳統的低工資優勢弱化，科技水平提高迫在眉睫。根據英國經濟學人智庫（ＥＩＵ）的數據，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大幅增長近四倍，單位小時勞動成本由２０００年的０．６美元增加至２０ｌ１年的２．９美元。與東南亞國家相比，中國勞動力成本已由１０年前的偏低轉變為偏高，相當于泰國的１．５倍、菲律賓的２．５倍、印尼的３．５倍。勞動力價格比較優勢弱化，使作為我國主導產業的一般加工制造業向綜合成本低的內陸地區或周邊國家轉移。

時至今日，這一勢頭更為明顯，如重慶、安徽等地的許多產業是從東部沿海地區轉移過來。耐克等國際品牌逐步把制造工廠更多遷至越南等國。美國寇茲（Ｃｏａｃｈ）公司宣布今后五年中國工廠的訂單份額將由８５％降至４５％，日本無印良品（ＭＵＪＩ）公司計劃三年內把中國合作工廠從２２９家減至８６家。

根據經濟起飛理論，度過承接——學習階段的經濟發展需要科技創新部門的主導推動，提高科研創新能力已經迫在眉睫。

二是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到極限，轉變發展方式勢在必行。經過幾十年的粗放式發展，我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受到了嚴峻的挑戰。工業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排放量保持較高的增長，給生態環境造成很大壓力。

主要江河湖泊水質惡化；水土流失、荒漠化嚴重；大規模礦產資源開采造成土地沉陷，水位下降，植被破壞，近年來全國出現大范圍、幾乎全覆蓋的霧霾天氣，嚴重損害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健康。

同時，雖然我國資源總量雖然比較豐富，但人均資源占有量低，水資源、耕地人均擁有量僅分別為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８％和４３％，石油、天然氣人均儲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０％。

在這種情況下，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業已走到盡頭，要求我國經濟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走出一條長期可持續的綠色發展道路。

三是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動力不再，培育新經濟增長點極為緊迫。由于房地產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基本載體，房地產價格高企勢必增加經濟活動的成本，進而導致社會價格水平的總體上漲。根據美國經驗，房地產租金每上漲１％，社會物價總水平上漲幅度約為０．２５％。我國房價向租金、物價傳導不像發達國家那樣順暢，但是對整體國民經濟運作機制和價格機制的影響完全雷同。

另外，根據經濟學供求原理，房地產價格提高將導致需求下降，不僅包括商業服務業、工業用地的需求下降，居民購房需求也會將少。經過近十余年的快速上漲，我國房地產價格已經超過居民家庭平均收入的１５倍以上，房地產產的租金收益率不足２％，遠低于一年期銀行存款利率。同時，我國住房供求已經進入基本平衡階段，大規模的需求沖動也越來越理性。

整體看，我國房地產市場作為支柱產業的基本因素已經不復存在。如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在這一時期顯得極為緊迫。

四是分配不公引起全社會關注，收入分配體制亟待改革。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整體呈擴大趨勢。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城鄉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由２．７９倍持續擴大至３．２３倍；２００４年縮小至３．２１倍，隨后又持續擴大至２００７年的３．３３倍，２００８年至今出現波動并有所縮小，但總體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

收入分配差距加劇的原因主要有：收入分配越來越向資源性和壟斷性行業傾斜，某些生產要素定價過高特別是管理要素存在嚴重的超分配現象，少部分高收入居民擁有越來越多的無法明確界定的灰色收入，國家機關、企事業的職務消費欠規范等原因造成某些機關以及企事業單位負責人收入過高，部分普通勞動者得不到應有的報酬，延長勞動時間、拖欠、克扣工資等情況屢有發生。

經過３０多年的經濟發展，我國居民的整體生活水平有了極大提高，對社會民生、生活質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保證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擴大內需水平和推進經濟向成熟階段發展，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是已成為關鍵的一環。

五是人口老齡化逐步加速，國內需求結構將面臨重大調整。根據２０１０年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數據，中國內地３１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６０歲及以上人口為１．７８億人，占１３．３％；６５歲及以上人口為１．１９億人，占８．９％。同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６０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２．９３個百分點，６５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１．９１個百分點。

我國人口結構表現出了快速老齡化的發展態勢。根據國際經驗，６０歲以上老人占比超過１０％，就算進入老齡化社會了。２０００年我國每１００個勞動年齡人口負擔１５．６個老年人，甚至有研究測算到２０５０年則要負擔４８．５個老年人。從社會保障支出看，１９７８年全國離退休人員社會保險福利費用總額為１７．３億元，到１９９７年增加為２０６８．３億元，１９年間增長了１１９倍。

有人預測，到２０３０年，這一費用將達到７３２１９．５億元，２０５０年將達到１８２１９５．２億元。日本經濟“失去了二十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老了，經濟活力不在。隨著我國老齡化社會到來，社會經濟的運行機制、需求結構將面臨重大調整。

六是流動性增長進入弱平衡狀態，外部約束力量越來越大。貨幣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體現。由于我國經濟經過３０余年的高速發展，客觀上要求人民幣在國際經濟往來中扮演相應的角色。人民幣國際化被提上了議事日程，但是應當看到，我國經濟３０年的發展幾乎濃縮了發達國家二、三百年的發展歷程，多個相互聯結的發展階段重疊在一起。

進入新世紀以來，加入世貿組織使我國經濟快速融入了世界經濟貿易體系，貿易國際化與價值創造階段重疊在一起。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開啟以來，我國幾乎同時進入了資產價格重估階段，人民幣國際化與資產價格重估、經濟發展轉型重疊在一起。

從國際經驗看，無論是本國貨幣國際化，還是本國資產的合理定價，都存在著利益主體激烈博弈帶來的各種風險。截至目前，度過這兩個階段的發達國家屈指可數，甚至日本等國家在本幣國際化、資產價格重估、經濟發展轉型方面吃了大苦頭，失去了“十年又十年”發展。

正是因為這一點，有些國家如新加坡堅決不走新加坡元國際化的道路。但是我國經濟體量大，人民幣國際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進程之一，需要我們認真對待和加強風險防范。資產定價是國內利益的重新分配，而人民幣國際化是國際利益的重新分配，因而在推進過程中將會遇到各種各樣的矛盾和阻礙。

把握我國經濟增長機遇

應當看到，我國經濟至少存在五大新經濟機遇和優勢，做好這幾門功課，林毅夫教授預測的２０年８％的經濟增長也許能夠實現，進而為我國經濟發展轉型提供時間和空間。

一是民間資本度過原始積累階段，居民創業創新激情涌現。經過長期的經濟發展，我國居民積累起了大量的財富。２０１３年末，我國廣義貨幣供給量（Ｍ２）余額達到１１０萬億元，比２００１年末增加近９０多萬億元。

目前，我國以Ｍ１計算的貨幣化指數（Ｍ１／ＧＤＰ）為０．６０左右，低于同為東亞國家的日本。這說明我國貨幣的財富積累功能更為明顯，我國過高的Ｍ２／ＧＤＰ在很大程度上居民和企業財富增長推動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居民財富，一方面需要投資于多種財富形式，以分散持有財富的風險，同時提高財富的收益水平；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極大的創業熱情，各種風險投資、創業投資等如雨后春筍，民間資本正在躍躍欲試地進入各經濟領域。

如果將所有的經營領域對民間資本開放，市場化進程將主動快速前行，經濟增長動力也會獲得空前釋放。但這需要國家切實落實私人財產的保護措施，更需要有極大魄力的去破除國家壟斷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

二是產業信息化快速發展，經濟增長范式重塑是國際性機遇。網絡化、信息化已成為經濟增長范式的主要推動力量，當前的經濟發展已經不同于薩伊提出的“供給決定需求”的短缺經濟狀態，也不同于凱恩斯提出的“需求決定供給”的需求不足的狀態，當前的社會財富已經有了空前的積累，社會生產力也得到了極大的革新。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創新的產品層出不窮，隨著人們財富的積累人民的欲望和需求也日益多樣化，如何加快供給與需求的對接呢？網絡信息正在革新供給與需求對接的方式、速度和效率。

總而言之，人類持續多年的通過商場、超市等大型服務設施的對接供求的方式，正在面臨極速微電子的挑戰，網站、博客、微博、論壇、支付、交易等平臺不斷涌現，輕輕的滑動鼠標就可以獲得我想要的任何東西，足不出戶。如果沒有找到想要的東西，還可以將信息放到網上，等待有人來迎合我們的需求。

這是一種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一切都變得快速，時代在快速地飛躍。面臨這一歷史機遇，革新增長方式，轉變激勵機制，讓創新引領時代，讓技術服務創造，讓才能發揚光大，我國將會在新的經濟增長范式中實現超越式發展。

三是人口快速向城鎮轉移帶來巨大需求，城鎮化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驅動力。 “六普”數據顯示，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６６５５７萬人，占總人口的４９．６８％，同“五普”相比，城鎮人口比重上升１３．４６個百分點，年均增長１．３５％，比預計１％的城鎮化進程提高０．３５個百分點。

近十年我國城鎮人口年均增長２０６５萬人，其中流動人口占５７％，戶籍人口占４３％。這有力地解釋了近十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動因，也顯示我國住房需求強勁增長的人口因素。５０％的城鎮化水平包含了農民工在內的流動人口，其人在城市打工，而諸如購房、養老、教育等大宗消費均不在城市。如果除去流動人口，我國城鎮化率不足４０％。

今后，城鎮化將沿著兩條路經繼續推進：一是繼續推進尚未進城的農村人口向城鎮戶轉移。如果“十二五”期間城鎮化目標保持１％的水平，則城鎮年均新增人口１７６０萬人。二是將已經進城的農民工等流動人口的身份城鎮化。在城鎮常住人口中，約１７％的居民是流動人口，按每年１％的速度將身份轉為城鎮，每年約１１００萬人。

可見，我國城鎮經濟每年仍將有高達３０００萬人城鎮化需求，他們需要吃穿住行、醫療、教育、養老等，也需要各種基礎設施來滿足龐大的需求，為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增長潛力。

四是大消費階段正在來臨，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快速成長。咨詢公司麥肯錫報告預計：基于中國人財富的上升，中國正在逐步邁入品牌消費時代。報告稱，大城市年收入超過人民幣１０．６萬元（合１．６萬美元）、購物選擇越來越多地受情緒影響的消費者將成主流。到２０２０年，這個群體將占消費者總數的５１％，遠高于２０１０年的６％。

數據顯示， 到２０２０年中國的富裕以及中產收入階層人數將進入高增長期，相對不富裕的人數為３６％，而２０１０年這一數據為８２％。根據中國旅游研究院編寫的《中國旅游經濟藍皮書》——《２０１３年旅游經濟運行分析與２０１４年發展預測》，預計２０１３年我國出境旅游人數９８００萬人次，同比增長１８％；出境旅游花費１２００億美元，同比增長２０％。

由此可以看到，經過多年的財富集聚，我國居民的消費能力正處在提升和釋放階段，引導我國消費潛能，不僅是我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也是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必然歷程。

五是熟練型人才積累豐富和基礎設施相對完善，在國際分工鏈條重塑中處于相對有利位置。一方面，通過承接國外工業生產、國際貿易與交往等，我國積累和儲備了大量的熟練型勞動、管理、技術等人才，有利于在國際分工中取得一席之地。

同時，由于我國大學持續擴招，２０１３年以后每年有７００萬以上的大中專畢業生充實到勞動大軍中，這些新增勞動人口初步掌握了知識技能，工作銜接、創新創業等更加順利推進。

另一方面，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較為先進。我國經過長期投資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發展，搭建了完善的公路、鐵路、機場、通訊、水電、煤氣等物流網絡系統，也在一定程度上夯實了教育、科技、醫療衛生、體育、文化等社會事業方面的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是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一般物質條件，它為社會生產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物質工程，是保證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活動正常進行的公共服務系統，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條件。

熟練型人才和完善的基礎設施是我國的最基本的經濟基礎，在國際分工中自然會得到應有的份額和地位。從這一點看，我們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前景沒有過分擔心的必要，但是需要警惕周期性影響和經濟失衡的方面，加快改革并理順阻礙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性障礙。

靠改革創新釋放發展紅利

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后，我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僅資源環境、文化生活、科技教育等需要改善和提高，還面臨運行機制、增長動力、人口結構、國際經濟局勢等方面的挑戰和制約。

同時，我國經濟也具有基礎素質、基礎設施、資本積累等優勢，以及面臨網絡經濟、創業創新、新型城鎮化等新增長點。如何迎接挑戰、克服困難、發揮優勢、抓住機遇，這不僅靠改革的意志和決心，更要靠措施得當、找準關鍵。

一，改革財稅體制，降低企業稅費。就目前而言，我國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過高，在當前經濟發展速度下行的狀態下，結構性減稅將成為維護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

一是加快推進營業稅改為增值稅改革。我國營業稅和增值稅占稅收收入的一半以上，重復征稅現象日益突出。將營業稅改為增值稅，降低重復征稅，將有利于中小企業以及民營經濟的發展。

二是整頓不合理收費。除了正規的稅收負擔，我國中小企業以及民眾承擔著多樣的不合理收費，特別是交通運輸費用、接待招待費用等，這些不合理收費嚴重吞噬營業利潤，也可能有些企業通過費用輸送進行了逃稅。整頓不合理收費，合規合法征繳稅收。

三是扶持弱勢產業或潛力產業發展。對于基礎性行業、中小企業、高科技等潛力行業實行適當的稅收優惠。

二，改革激勵機制，鼓勵創業創新。當前階段，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換代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如何在新的經濟發展范式下獲得領先的發展地位，這和我國創新創業激勵機制密切相關。

一方面，要提升科技創新人才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在長期政治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下，我國特殊人才發展受到了多方面的壓抑，其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受到了嚴重削弱，創新人才的積極性不高。激勵創新發展，提升技術職稱職務的地位和待遇，可能會有效地激勵創新。

另一方面，要加大對網絡經濟和數字管理開發利用的支持和激勵。各行各業等候在進行著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的沖擊，這也是網絡信息經濟的必然要求。有意識地加大對新經濟的扶持和激勵力度，有利于我國民間的創新創業、升級改造的熱情。

三，改革收入分配體制，激發個人才智。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面臨城鄉、行業、區域、職級等多方面的差距拉大，對經濟發展特別是擴展內需的阻礙越來越大，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方案研究多年仍未出臺，可見其阻力非同一般。但不加快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恐怕會窒息經濟發展，特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規范國企員工特別是高管的年薪。近年國有企業薪酬待遇增長遠遠快于國民平均收入增長，而高管年薪增長更快，成為社會的詬病。對國有企業高管而言，在我國相當于政府的官員，應當按相應的公務員職級進行浮動確定薪酬。

二是提升專業技術人員的待遇。破除只有管理是生產力的狹隘認識，確立更為廣泛的特殊人才特別是科技創新人才是生產力的認識，將其他特殊人才與管理人才等量齊觀，才能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三是縮小地區、行業的收入差距。扶持低收入群體，研究解決技術工人、熟練工人的工資待遇及其他待遇，諸如戶籍、保險、教育、養老、住房等問題。

四，規劃城鎮化發展，平衡發展動力。城鎮化和諸多問題交織在一起，比如老齡化、養老保險、就業與收入、房地產、產業升級等，如何進行城鎮化的謀篇布局及準確規劃每個城市功能定位，如何克服和處理城鎮化中遇到的困難和障礙，需要展現我們管理層高瞻遠矚的大智慧。

一是分析發達國家的城市發展模式和內在的動力機制，總結城鎮化發展的歷史規律，進而提出符合我國特點的、順應歷史潮流的、適應市場發展方向的城鎮化模式。

二是切實解決我國城鎮化過程中的社會、政治、經濟、人文等各個層面的體制機制問題，爭取以綜合發展和市場化的大視角，來規劃我國城鎮化的路徑，切實解決城鎮化中遇到的問題。

三是以市場為基礎，以政策為支撐，合理引導我國城鎮化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不懈的增長動力。

五，改革金融體制，穩定貨幣環境。金融的高效運行是經濟發展轉型根本保證。沒有穩定的貨幣環境，實體經濟發展將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穩定的貨幣環境主要關注以下幾點。

一是保持貨幣供給量的穩定。目前，人民幣匯率去想平衡，外匯占款帶來的貨幣增長的不確定性增加，同時新的經濟發展范式對貨幣的需求不確定性較大，保持貨幣供給量的穩定可能是最明智的選擇。

二是加快人民幣利率市場化進程。提升資金運用效率，有利于提升經濟發展，而合理的市場定價才能真正找到資金價格，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是提升經濟發展效率和質量的有效路徑。

三是促進人民幣有效均衡匯率的市場定價。人民幣匯率的動態均衡有利于形成合理有效的對外價格，最大化國民經濟福利水平。

四是加快金融創新，提供經濟發展所需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為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支持。

五是防范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為經濟發展提供有效地金融服務。

六，健全保障體制，釋放消費動能。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內在穩定器。作為消費者，面對目前和即將需要支付的生活需求不斷增加，一般會強化儲蓄傾向，把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積攢起來應付未來的生活所需，強化流動偏好，在手頭上保存更多的現金，以防止突然來臨的風險。健全的社會保障可以消除人們的不穩定預期，從而保證消費動能的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