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基建”服務于全國人口和資源流動，而“小基建”則是服務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消費。擴大“小基建”投資的比例，一方面可挖掘消費潛力、實現消費升級，為“穩增長”和經濟轉型作出貢獻；另一方面，消費增長和升級也能提高人口在城市的集聚能力。

　　數據顯示，基建投資業已發力，并將成為未來“穩增長”的引擎。但經過2008年以來數輪投資，以“鐵公基”為代表的“大基建”在全國布局已接近尾聲，繼續大規模上項目存在地方債務、金融風險和產能過剩“三大制約”。中央近期對擴大政府投資的一系列動作和表態，非常強調“精準發力”，由此，兼具“穩增長、調結構、補短板、增后勁”效應的市政設施（地下管網、污水處理、停車場等）和民生項目（社會保障和教育醫療等）等“小基建”或將成為未來投資的重點。

　　據《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到2020年，我國高鐵將達到1.6萬公里以上，鐵路快速客運網將連接所有省會城市和50萬人口以上城市，覆蓋全國90%以上地區；據規劃，高速公路、機場、軌道交通在中西部還有發展空間，但在“鐵公基”國土平均覆蓋密度超過美國的情況下，再加上中西部人口集聚能力不足、地方財力受限、項目前期“沉沒成本”大或惡化債務和金融風險， PPP推進中私人投資意愿不足，中西部“大基建”不太可能繼續大開大合地推進。

　　近年來，成本低廉這個中國制造最大優勢在快速褪去，周其仁教授研究的結論是，中美制造業成本之比已接近1：1。同時，發達國家重拾制造業、新興國家分流了外需，因而我國未來經濟增長戰略“由外（需）到內（需）”是趨勢所逼。在城市化推進的背景下，內需中的“大基建”投資需求還有空間，比如軌道交通、快速干線等。只是，經過2004至2014年間年均復合增長率超過20%、占基建投資的比重超過40%（2014年占比甚至達到57%）的超高速增長后，“大基建”未來只能保持穩定，“小基建”投資將是未來夯實內需的主力。

　　目前我國中產階層人數占全球的16%，但消費僅占全球消費的7.2%。去年底，我國人均GDP超過7000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消費并沒有出現發達國家在這一水平下的爆發性增長，原因之一就在于消費基礎設施不足，消費綜合成本居高不下。但凡去過國外（特別是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國人，都有切身的體會，無論是日常餐飲或購物消費，還是旅游消費，消費價格和成本，那些國家都比我國低很多，消費基礎設施的差異是重要原因。

　　完善的消費基礎設施是一項綜合體系或系統工程，包括較低成本的物流運輸、較低租金的店鋪、較低資費的寬帶、舒適的生活消費環境、完善的消費公共設施（如教育和醫療）等硬件設施；也包括諸如較低的水電費、政府稅費、融資費用、消費維權費用等軟件設施；還包括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目前，我國消費成本之所以高，就因為消費基礎設施不完善，消費中間環節多、成本疊加高。近年來，互聯網之所以在我國消費領域發展如此迅速，對傳統消費領域沖擊那么大，就在于其消除了中間環節、降低了消費成本。而在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互聯網消費并沒見爆發性增長，原因就在于他們的傳統消費渠道并不存在基礎設施不完善，環節多、成本高的問題。

　　收入越高的人，必選消費增加的傾向就越低，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我國未來消費潛力就在于城市低收入人群和2.7億城市新移民，這兩者占城市總人口一半以上。據中金公司的調研，食品、房租和衣著三項消費，占了這些人群收入的60%；人情交際、旅游和教育等三項升級消費占比均在6%-8%之間；如果收入增長，84.3%的受訪農民工表示會愿意多存款。另外，無論在大中小城市，中低端消費場所往往人滿為患，而高檔消費場所相對冷清。可見，在收入水平難以臺階式上升的情況下，完善消費基礎設施，最能提升這部分人群的消費傾向。

　　從硬件建設的角度看，完善消費基礎設施，主要是擴大“小基建”投資比例。首先是完善市政基礎設施，如地下管網、空氣和水環境治理、燃氣熱力供給、通信設施等；其次是完善民生設施，比如保障性住房全覆蓋、教育醫療機構全覆蓋、公共體育設施和文化設施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老城區之間、戶籍和非戶籍人口之間，所有這些“小基建”項目，都要按照城市標準實現均等化供給。

　　擴大“小基建”投資的比例，一方面可挖掘消費潛力、實現消費升級，讓近年來不溫不火的消費再上一個臺階，為“穩增長”和經濟轉型作出貢獻；另一方面，消費增長和升級也能提高人口在城市的集聚能力。“小基建”投資比例擴大后，城市生活和消費環境改善、成本降低，城市人居環境的吸引力提升，外來人口就更愿意將收入以消費的形式（不管是日常消費，還是住房或子女教育消費）釋放在城市，而不是以存款的形式回流到鄉下。

　　據中金公司的調研，城市低收入人群和新移民最想實現的消費愿望，居于前兩位的是買房和提高家庭日常消費水平，占比分別為28.9%和26.8%。而在收入增加后最需要增加的三項日常消費中，衣物、食品和家電家具排在前三位，占比分別為55.2%、51.7%、38.1%。因此，“小基建”投資在降低城市生活消費成本后，將激發城市居民購房需求，這也意味著城市集聚能力在提升。

　　城市集聚能力提升，一方面將通過規模效應，極大地降低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和運營分攤的成本，另一方面，城市集聚能力的提升，也將通過產業和就業不斷細化分工及需求差異化的效應，增加多樣性公共服務設施的供給。這兩方面的效應，反過來又將增加城市對于產業和人口的吸附能力，促使城市集聚效應進一步提升。如此，城市未來“大基建”和“小基建”建設資金來源、成本分攤就更有保障，建設和管理也更精細化。

　　（ 李宇嘉 作者系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